閩學與福州書院考述
作者：方彥壽（福建建陽市黃花山18號朱熹研討中間）
來源：朱漢平易近、李弘祺主編《中國書院》第七輯，湖南年夜學出書社，2006年12月版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七月初八日丁丑
耶穌2019年8月8日
一
我國的書院軌制濫觴于唐代，確立和發展于宋代。隋唐以前，福建被視為未開化的蠻荒之地，教導事業落后于全國。但在書院的發展上，卻與全國各地處于統一起跑線上。宋代，特別是南宋，由于以朱熹為代表的閩學的突起，福建書院的發展迅猛，教導事業的發展也以“閩學”的特點而獨樹一幟。而福州的書院就是此中的主要組成部門。
福州最早的書院，是福清陳燦于唐代所創的聞讀書院。地點在福清城東福唐里小隱巖，距城約30里，因陳燦于此讀書而后其地改名為“聞讀山”。[1]據傳，南宋時朱熹過此，曾提筆年夜書“聞讀”二字。[2]陳燦，字德宣，曾歷官水部郎中，因厭倦官吏生活而歸隱，讀書山中。此書院的具體創建年月，因史籍缺載而難以詳考。
長樂林慎思（844—880），字虔中，自號伸蒙子。咸通十年（869年）進士，官校書郎至水部郎中。僖宗時因直諫被貶為萬年令。著有《續孟子》家教2卷、《伸蒙子》3卷。他倡導教化，為政主德刑兼施，持論醇正，為閩中晚期儒家學者中的佼佼者。林慎思在長樂城北德成巖建有德成草堂，[3]講道論學此中。后朱熹至此，有留題曰“德成于慎思”。[4]宋人更名為“德成書院”。[5]
福州屬邑古田，則有余仁椿于南唐保年夜元年（943年）創建的藍田書院。[6]余仁椿，古田杉洋人，南唐時以員外郎官永貞（今羅源）縣令。退休后在杉洋建此書院，“捐田建學，以訓鄉族”。[7]后人作記云：“三陽余氏，乃聚會場地青田巨族，人物濟濟，風俗為尤盛。昔員外公，相地宜創學館，背乾向巽。萃山水之秀，額以‘藍田’。二百年間，簪纓間出，子孫顯榮，皆由此地始。”[8]
從以上粗略的介紹中可以看出，福州晚期的書院，或受隱士文明的影響，為儒者隱居讀書之所；或從本家庭的“子孫顯榮”這一好處出發而創“學館”，相當于家塾。其性質，與宋代閩學者創建書院，廣招全國門徒，動輒數以百人，既屬私人辦學，又帶有廣泛社會性的培養人才的教導機構略有分歧。而其雷同之處則在于：一是均為私人所創；二是均為傳播儒學文明的陣地；三是地點也多設在人跡罕至而又風光優美即所謂“群山之間峰巒疊秀”[9]之處。是以，這些晚期書院，可視為福州書院教導軌制的萌芽。
二
兩宋時期，福州書院比唐、五代時期有了很年夜的發展。其緣由與“閩學”的興起有主要的關系。所謂閩學，指的是以理學的集年夜成者朱熹為代表的理學思惟體系；又指以朱熹為代表的，包含其門生以及再傳、續傳在內的學術派別。本文所說的閩學，重要側重于后一意義即學派而言。而追溯其源，閩學的晚期代表人物則有北宋的侯官人氏陳襄。
陳襄（1017—1080），字述古，號古靈。他是晚期福建理學的先驅者，有宋代閩中“理學倡道第一人”之譽。被清人全祖看贊為“其倡道之功，則固安寧（胡瑗）、泰山（孫復）之亞，較之程（二程）、張（載），為前矛焉”。[1對1教學10]陳襄創建了古靈書院，地點在侯官城東北約60里的古靈溪之濱。[11]周圍有古靈山，峰名文筆峰，峻特峭拔。關于古靈書院，處所志書多為三言兩語，故其主要意義，也一貫為學界所忽視。
起首，古靈書院不僅是福州，也是全閩第一地點真正意義上，由福建外鄉的有名教導家創辦的書院。它絕對不是后來的一些方志中所說，僅僅是“宋儒陳襄的讀書處”那么簡單。據《宋元學案·古靈四師長教師學案》記載：
閩海古靈師長教師于安寧（胡瑗）輩蓋稍后，其孜孜講道，則與之相埒。安寧之門先后至一千七百余門生，泰山（孫復）弗逮也。而古靈亦過千人。安寧之門如孫莘老（覺）、管臥云（師復）輩皆兼師古靈者也。
一個有門生逾千人的有名教導家，他所創建的書院豈能只顧本身“讀書”而不講學？此無論于情于理都說欠亨。雖然陳襄后在浦城、仙居、河陽、常州、杭州等地為官，均努力于興學教化，其及門門生有一部門在這些處所從學，但其在福州的門生還有張諤、劉淮夫，莆仙有黃穎、傅楫等人可考；其學友則有同鄉鄭穆、陳烈、周希孟（與陳襄并稱“海濱四師長教師”）和劉彝等。全祖看在《宋元學案·古靈四師長教師學案》卷首第一句就說：
安寧、泰山并起之時，閩中四師長教師亦講學海上。
“海上”是什么處所？難道真的以一葉扁船流浪在海上講學不成？此“海上”不過是從福州瀕臨小樹屋東海的地輿地位而言，其確切地點，就是陳襄創建的古靈書院！
其次，古靈書院也是福建第一所由有名理學家創建的書院，開了書院這一個教導機構在福建與理學聯姻的先河。由于宋代重文輕武，科舉是讀書人進仕的捷徑，在書院的教學中，要把當時與科考沒有幾多關系的理學列為書院的重要課程是很難的，而陳襄卻勝利地做到了這一點。故黃宗羲對他這樣評價：
是時，學者方溺于雕篆之文，相高以詞華；所謂知天盡性之說，皆指以為迂闊而士亦莫之講也。師長教師獨有志于傳道，與同里陳烈、鄭穆、周希孟者為友，氣古行高，以全國之重為己任。聞者始舞蹈教室皆笑之，師長教師不為動，躬行益篤，學者亦稍稍化之，多從之游，而閩海間遂有“四師長教師”之目……已而四師長教師之名聞于全國，有從遠方來受學者。[12]
“知天盡性之說”即孔孟儒家學說。“知天”為對宇宙六合的探考和覺解，“盡性”是對人生境界即品德修養的晉陞。作為宋明新儒學在閩中的開拓者，陳襄的學術思惟及其講學的內容，已基礎觸及后來被朱熹等閩學者所廣泛關注的“理”、“誠”、“性”、“情”、“中共享空間”、“道”等理學范疇。這些在當時熱衷于科舉的福州士人眼中，只不過是“迂闊”之論。而陳襄和他的三位情投意合的友人，卻以年夜輅先輪的勇氣，“躬行益篤”，將理學引進福州的書院，辛苦地耕作，終于使當時的東南沿海理學荒涼地帶出現了第一片綠洲！陳襄之后，一向到北宋后期，才有理學家游酢、楊時等在閩北創建書院，傳道講學。此后隨著南宋朱熹學派的興起，閩中書院如武夷精舍、考舞蹈教室亭書院方能在全國產生宏大影響。從這個意義上來說，陳襄所創建的古靈書院，在福建書院史和閩學發展史上均有開拓之功，其意義之嚴重，不問可知。
陳襄的教導思惟也頗具特點。他認為“學校之設，非所以教人為辭章取祿利罷了，必將風之以德性道藝之術，使人陶成正人之器，而以興治美俗也”，[13]倡導學校教導以品德教化為先，使學天生為仁人正人，進而推廣到全社會，達到“興治美俗”的感化。而他所反對的“為辭章取祿利”的思惟則開了后來朱熹書院教導反科舉的先河。
北宋時期的福州書院，還有地處福清海口鎮龍山北麓的龍江書院，始創年月缺考。北宋末宣和六年（1124年），鎮官陳麟措資30萬重建，“為秀平易近講學之地”。[14]
三
南宋時期，是福州書院發展的繁榮時期。其緣由，我在《朱子學與閩北書院考述》[15]一文中提出三點。因福州與閩北處于統一行政區域，且同處于南宋這一時代佈景之下，故其緣由應是雷同的。簡言之，一是南宋偏安一隅的局勢，使地處東南的福建，在社會政治、經濟、文明等方面都獲得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發展契機，為福建書院文明的發展供給了需要的文明基礎和物質條件。二是官學的腐敗和式微從背面安慰了書院的勃興。朱熹曾以福州府學為例說：“福州之學在東南為最盛，門生員常數百人。近年以來，教養無法，師生相視，淡然如路人。以故風俗日衰，士氣不作，長老憂之，而不克不及有以救也。”[16]師道不立，官學掉教使其日漸式微，卻促進了南宋私學的重要情勢——書院的興盛。三是理學發展到了朱熹的時代，走向了周全壯盛，相應地，以朱子閩學為教學基礎內容的閩中書院也必定要隨著閩學的發展而發展。
南宋時期，福州府城及屬縣所創建的書院達16所（參見《南宋福州書院一覽表》）。這個數字，略少于閩北的建寧府（22所），而多于延平府和邵武軍（各6所）。[17]
南宋時期福州書院的數量少于閩北，其緣由與書院文明的特徵有關。就性質而言，南宋及此前的書院，年夜多為私學；從文明的角度來看，書院文明帶有濃厚的“山林文明”特點。凡是均由較著名看的學者“擇勝地，立精舍，以為群居講習之所”[18]，“儒生往往依山林，即間曠經講授，年夜率多至數十百人”[19]。是以，名山年夜川、風景名勝之處往往也是書院文明教導發達的地區。閩北由于是山共享空間區，境內有有名的武夷山而獲得許多學者的青睞，而福州作為省會城市，都會文明的特點更為濃厚，以山林文明為特點的書院文明相對較弱也就缺乏為奇了。這也是南宋時期的福州書院多設在周圍屬縣，而府城內僅有于山、烏山偶有創建的內在緣由。
南宋福州書院一覽表
名稱
創建者
時間
地點
出處
拙齋書院
林之奇舞蹈場地
紹興間
福州
《八閩通志》卷四四
藍田書院
陳安然
紹興間
長樂
平易近國《福建通志·學校志》一
瓜山精舍
潘柄
淳熙間
福州
平易近國《福建通志·名勝志》一
龍峰書院
劉砥、劉礪
慶元間
長樂
《閩書》卷三二
龍門精舍
林學蒙
慶元間
閩清
平易近國《福建通志·名勝志》九
浣溪書院
不詳
慶元間
古田
《八閩通志》卷四四
嵩高書院
不詳
宋
古田
《八閩通志》卷四四
螺峰書院
不詳
宋
古田
《八閩通志》卷四四
魁龍書院
不詳
宋
古田
《八閩通志》卷四四
東華書院
不詳
宋
古田
《八閩通志》卷四四
栗山草堂
林憲卿
嘉泰元年
福州城北
《勉講座場地齋年譜》
云谷書樓
黃榦
嘉定十二年
福州烏山
《勉齋年譜》
岑嶺書院
黃榦
嘉定十三年
福州懷安縣
《勉齋年譜》
鰲峰精舍
潘柄等
寶慶三年
福州于山
李燔《鰲峰精舍記》
三山書院
王泌
寶祐二年
福州西湖
《八閩通志》卷四四
石塘書院
林公遇
景定四年
福清
《八閩通志》卷四四
南宋時期福州的書院與閩學的發展關系親密，創建者或講學者多為當時著名的理學家。如創建拙齋書院的林之奇，字少穎，侯官人。曾從名儒“年夜東萊”呂本中學，后本中之侄“小東萊”呂祖謙進閩師從林之奇，就在拙齋書院從學。據《宋元學案·紫微學案》記載，當時林之奇門下門生達“數百人”。而創栗山草堂的林憲卿，創龍峰書教學院的劉砥、劉礪兄弟，創云谷書樓和岑嶺書院的黃榦，創鰲峰精舍的潘柄、楊復、陳宓，創龍門精舍的林學蒙等均為朱熹的高弟。即便創建者姓名缺考的古田的幾所書院，也與閩學有親密關系。如螺峰書院，據載有“朱晦1對1教學翁與黃勉齋講學于此”[20]。而魁龍書院則與朱熹在古田的門生林擇之、林擴之兄弟有關，朱熹曾在此講學。[21]創建于北宋的福清龍江書院，到南宋也相繼有福清王蘋、林亦之、陳藻和莆田林光朝等名儒先后在此講學。[22]
在南宋福州從事書院教導的閩學者中，應加以特別關注的是黃榦。這不僅因為他是朱熹的高弟和女婿，朱子門人中最有成績的教導家，還因為黃榦在福州從事書院教導的事跡，在相關處所史志中罕見記載，乃至長期以來，不為人們所知。
黃榦（1152—1221），字直卿，號勉齋，閩縣人，從學朱熹前后達25年之久。朱熹的學術成績和他在各地書院的講學實踐密不成分。而黃榦的傳道衛統的歷史功績，也與他在各地創建書院、執教講學生活息息相關。
安貧樂道，是宋代表學家們所配合遵照的信條。到了黃榦，則可以說發揮到了極致。他畢生謹守父兄廉勤之訓，堅持“但能守簞瓢，何事不成為”的信心，即便從任漢陽知軍、安慶知府等職歸來，因家貧無屋可居，借破廟以棲身之時，仍堅持辦學，傳授生徒。黃榦福州、漢陽、建陽等地創建的書院有6所，并先后在10所書院、6所官辦儒學授課。僅在福州，他就創建了云谷書樓和岑嶺書院，并在栗山草堂、鰲峰精舍、閩縣縣學，以及于山、烏山等地的平易近居、寺廟講過學。栗山草堂在福州懷安縣栗山，嘉泰元年（1202年），黃榦應林憲卿之邀，在此講學，及門門生有朱熹的孫子朱鉅、朱鈞，以及栗山林氏的一批後輩。云谷書樓在福州烏山法云寺旁，黃榦建于嘉定十二年（1219年）蒲月。此前，黃榦從漢陽歸，因無屋可居，乃假城南烏山法云寺而居，有聯自嘲云：“投老無家依寶剎，為貧竊粟奉琳宮。”門人門生畢集于此，乃創云谷書樓講學，并重建《禮書》。岑嶺書院在懷安長箕山（即今黃榦墓旁），建于嘉定十三年（1220年）。據載，書院建成會議室出租，“一貫深刻學者，赍糧從于山間云”。[23]黃榦的門生，僅在福州及鄰府邑的就有200多人，筆者撰有《勉齋門人考》一文（待刊），收錄了迄今有姓名事跡的黃榦門生61人。由此可見，《宋史·黃榦傳》載其暮年回到福州講學，“門生日盛，巴蜀、江、湖之士皆來”并非虛妄之詞。可以說，黃榦在福州的書院教學實踐，為閩學的傳播和弘揚，培養了大量人才。
在教學實踐中，黃榦除了將朱熹考亭書院勝利的教學經驗如崇祀學派先賢、教學與研小樹屋討相結合、知志行結合等方式引進福州書院外，還著重強調學者要以立志為先，認為“學道如爬山”，不成“中途而遂廢”，教導門生應“循序而漸進，自強而不息”。[24]
四
從南宋開始，福州書院逐漸脫離私人辦學的軌道，走向官學化的歷史進程。寶祐二年（1254年），福建提刑王泌在西湖創建三山書院，此為福州官辦書院之始。元至正十九年（1359年），為紀念名儒黃榦，在于山其講學舊址上新建的勉齋書院，由官府出資，撥學田150畝以供贍養，錄用儒士張理為山長。[25]此為福州書院由官府錄用學官的較早記載。
明代，福州新建書院19所，此中僅明初瑜伽場地永樂年間，相傳為福州三佳人林岊等所建的觀瀾書院系私學外，[26]其余18所所有的由各級處所官如巡撫、提學、知府、知縣等所建，[27]且創建時間多集中在明中葉。明後期福州書院沉靜的緣由，一是官府只重視官辦學校的建設而不重視書院建設，二是規定非學校出生不家教克不及參加科舉應試，使書院的生源得不到保證。明中葉以后，王陽明學派興起，講學之風重開。其“知己即天理”的心學思惟對閩學者而言，是一種挑戰；而對書院建設來說，則是一種機遇。明代福州18所書院中，年夜部門都建于正德、嘉靖間，其主因就在于此。但從最基礎上說，書院的活氣在于不受拘束講學，開展學術研討，以瑜伽場地及分歧學派的學術論辯，而官辦書院則年夜多沿襲官辦儒學僵化陳舊的治理形式，年夜多有書院之名而無書院之實，最終與官辦儒學一樣，淪為科舉的附庸。這種情況，到了清代才有所改變。
清代，福州新建書院36所，比閩北延平、邵武、建寧三府新創書院的總和還多出3所。[28]這說明，清代的福州已經后來居上，成為全省書院文明發展的中間。其緣由，仍與書院官學化趨向親密相關。宋代的書院多為私學，創建者往往多把書院建在山野林壑，使書院帶有一種濃厚的山林文明教導的顏色。但這僅僅是一種習慣，并沒有什么強制性的來由。隨著書院官學化的加快，后來這些書院的創建者多為處所行政長官，他們為了便于從政和兼顧講學，當然不成能也不愿意往服從過往的所謂習慣。是以，在車馬喧囂的販子之中也就有了眾多的官辦書院。
清代福州最著名的當屬四年夜書院，即鰲峰書院、鳳池書院（嘉慶二十二年，1817年，汪志伊等建）、正誼書院（同治五年，1866年，左宗棠建）和致用書院（同治十二年，1873年，王闿運建）。四年夜書院創建時間先后紛歧，其配合特點均為名臣倡建、官方出資，屬于全省性的高級學府。此中最具閩學特點的是鰲峰書院。
鰲峰書院始講座場地創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年），創建私密空間者為儀封（今河南蘭考）人氏張伯行。張伯行（1652—1725），字孝先，號敬庵。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進士，四十六至四十八年（1707—1709）任福建巡撫。他是清初有名的理學家、教導家和出書家，所創鰲峰書院以復興閩學和振興書院教導為主旨。仿效朱熹考亭書院崇先賢之例，在書院內辟五子祠，奉祀宋代表學家周敦頤、二程、會議室出租張載，以明學統；以朱熹《四書集注》、《近思錄》等理學著作為教材；編《學規類編》二十七卷，將朱熹《白鹿洞書院提醒》列在首卷，作為書院的學規。躲書和刻書是宋、元以來福建書院的傳統，但清以前的福州書院卻很少有這方面的記載。而鰲峰書院則有“建躲書樓，先后積數萬卷”，[29]以四部門類法1對1教學加入我的最愛，編《鰲峰書院躲書目錄》四卷。張伯行還在鰲峰書院刊刻出書了大批的閩學文獻。他曾到宋以來的刻書中間建陽，尋訪宋元閩學諸子的著作，“購求宋儒遺書，手為評釋、授梓”。[30]由他掌管編纂的《正誼堂全書交流》達63種437卷，還有續編5種46卷。此中所收多為朱熹、楊時、羅從彥、李侗、黃榦、真德秀、熊禾、吳海、陳真晟等閩學先賢的著作。張伯行本身編撰的《濂洛關閩書》、《學規類編》等13種亦收錄此中。以篇幅而論，在歷代福建書院刻本中，《正誼堂全書》堪稱其中之冠，是一部集年夜成的閩學文獻叢書。
鰲峰書院的首任山長蔡壁，是漳浦籍的一位名儒，為弘揚閩學而不遺余力，教導諸生循循善誘。后任歷屆山長諸如蔡世遠（壁子）、陳正朔、林枝春、朱仕琇、孟超然、陳壽祺、張甄陶、鄭光策、林春溥、郭柏蔭等也多為碩學之士。師長教師為鳳毛麟角，學生也是擇優錄取。雍正十一年（1733年），清世宗下諭令督撫在各省“省會設立書院，各賜帑千兩為營建之費”。此中福建獨一得此殊榮的書院就是鰲峰書院。[31]諭文還規定：
樹立書院，擇一省文行兼優之士讀書此中，使之旦夕講誦，整躬勵行，有所成績，俾遠近士子現感奮發，亦興賢育才之一道也。[32]
由于鰲峰書院的生源乃全省各地擇優錄取，故其學生也多為品學兼優之士，后來還出了童能靈、雷鋐、陳庚煥、林則徐、梁章鉅、陳化成等這樣一批杰出的人物。
清世宗的諭文，使鰲峰書院在福建官學中的位置得以敏捷進步，并實際上成了當時省內的最高學府。當時與福州鰲峰書院同時獲得“賜帑千兩”的書院在外省還有22所。[33]而與建陽考亭書院一樣久負盛名的湖南岳麓、廬山白鹿洞等書院，由于地處偏遠，均不在其列。
由此可知，在書院由私學向官學轉化的同時，以山林文明為特點的書院文明，其重心也在向都會文明轉移。鰲峰書院的突起，及其在全省最高學府位置的私密空間確共享會議室立，既是福建書院文明的重心向都會轉移得以確立的標志，也是歷代閩學重鎮均在閩北，至清初終于向省會福州轉移的標志。
乾嘉時期，自詡為“漢學”的考據學派興起，其領軍人物阮元標榜“崇宋學之性道，而以漢儒經義充之”。[34]福州則有其門人陳壽祺與之相呼應。陳壽祺本主宋學，因受恩師阮元的影響而轉向漢學。乾嘉學派雖在學界有必定的影響，但對信奉朱子閩學的福州書院沖擊并不年夜。一向到清末廢科舉，福州的書院方被舊瑜伽場地式學堂所代替。
注釋：
[1]明·何喬遠《閩書》卷三二《建置志》、卷七九《英舊志》、卷六《方域志》，福建國民出書社1994年版。
[2]清·饒安鼎等修《福清縣志》卷二《地輿志》，福清方志委1989年鉛印本。
[3]明·黃仲昭《舞蹈場地八閩通志》卷四，《地輿志·山水》，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1988年版。
[4]明·何喬遠《閩書》卷三二，《建置志》。
[5]參拙著《朱熹書院與門人考》第17頁“藍田書院”，華東師年夜出書社2000年版。
[6]《閩書》卷七六，《英舊志》。
[7]宋·郭能《余氏重建藍田書院》，古田《余氏總譜志》卷上，1993年鉛印本。
[8]《八閩通志》卷四，《地輿志·山水》描繪林慎思德成草堂用語。
[9]清·黃宗羲《宋元學案》卷五《古靈四師長教師學案》，中國書店《海王村古籍叢刊》本。
[10]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四四，《學校志》。
[11]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四四，《學校志》。
[12]《宋元學案·古靈四師長教師學案》。
[13]《杭州勸學文》，《古靈集》卷一九，四庫全書本。
[14]清·饒鼎安等修《福清縣志》卷五，《學校志·書院》。
[15]《朱子研討》2002年第1期。
[16]朱熹《福州州學經史閣記》，《白文公函集》卷八○，四部叢刊本。
[17]參拙文《朱子學與閩北書院考述》，《朱子研討》2002年第1期。
[18]朱熹《石鼓書院記》，《白文公函集》卷七九。
[19]呂祖謙《白鹿洞書院記》，李夢陽《白鹿洞書院志》卷六，中華書局1995年版《白鹿洞書院古志五種》本。
[20]乾隆《古田縣志》卷四，《學校志》，古田方志辦1987年點校本。
[21]林其將《魁龍書院》，《朱子研討》1舞蹈教室995年3、4期。
[22]明·黃仲昭《八閩通志》卷四四，《學校志》。
[23]《勉齋年譜》，《勉齋師長教師黃文肅公函集》附卷，北京圖書館古籍珍本叢刊本。
[24]《陳師復仰止堂記》，《勉齋集》卷一八。
[25]元·貢師泰《勉齋書院記》，載弘治《八閩通志》卷八二。
[26]此講座場地書院不見于史志記載，僅見于季嘯風主編《中國書院史辭典》97頁，浙江教導出書社1996年版。
[27]統計數字以平易近國《福建通志學校志》為主，參考福州各屬縣處所志。
[28]參見拙文《朱子學與閩北書院考述》。
[29]平易近國《福建通志名宦傳》卷二六。
[30]平易近國《福建通志名宦傳》卷二六。
[31]平易近國《福建通志·學校志》卷一。
[32]《清朝文獻通考》卷七○，《學校考》，杭州：浙江古籍出書社1988年版。
[33]李國鈞主編《中國書院史》第781頁，長沙：湖南教導出書社1998年版。
[34]清·阮元《擬國史儒林傳序》，《研經室集》一集卷二，中華書局1993年版。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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